臺灣土地面積佔全球 0.025%，人口佔全球 0.02%，海洋漁獲量卻排名世界 19，並且曾擁有全世界最多、超過 1,500 艘的遠洋漁船。這個驚人、龐大的漁業王國，在遠洋漁業的管理上，面臨哪些困難？更重要的是，在海洋資源永續經營已成為各國首要課題的今天，臺灣的遠洋漁業又要付出哪些努力來與國際接軌？這些問題，由擁有多年遠洋漁業統計分析、資源評估及漁業管理研究經驗的張水鍇教授來為我們解惑。
「臺灣能夠有這麼多的遠洋漁船，其實跟 50 年代政府所推動的政策有關。在當時政府的政策激勵之下，我們的漁船不僅越來越多，技術越來越強，航行的距離、捕撈的範圍，也越來越廣大。」張教授說，依據業界耆老口述及文獻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臺灣，百廢待舉，政府全力推動各種能夠增加生產、刺激經濟的政策，包括「漁者有其船」政策，由政府分期建造動力漁船，以分期償還價款方式配予漁民使用，也包括當時的五期四年經建計畫，鼓勵及吸引民間投資漁業，加上各種的港口建設，臺灣的漁業從沿近海到遠洋，發展都十分活躍。
沿近海漁業產量於 1980 年達到歷史新高，約 41 萬公噸，之後因為過度捕撈、氣候變遷、沿岸環境改變等等因素，產量開始逐年下降，到近幾年只剩約 17.5 萬公噸。但是，以捕撈鮪魚、旗魚、鯊魚、魷魚、秋刀魚為主的遠洋漁業，多年來產量維持相對穩定爬升，在 2007 年時曾達到近 100 萬噸，重要鮪類產量甚至超過日本，成為全球第一。但後因資源衰減，國際組織也逐漸強化管理，包括減船及配額限制，因此漁獲量逐漸下降，最近三年來，臺灣在遠洋漁業上的總漁獲產量，平均約為 50 萬公噸，佔全臺漁獲量 58%，其中 91% 出口，年產值約 400 億元，全球排名前三。
「雖然臺灣漁業強盛，但我們在國際上的名聲，其實不太好。」張教授說。臺灣從 2005 年至今，在國際上有三次重大的違規事件，包括 2005 年的洗魚事件、2015 年歐盟黃牌事件，以及 2020 年美國強迫勞工清單事件。由於這三次事件的影響，臺灣政府針對漁業的管理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改變。
自從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畢業之後，張教授先後進入水產試驗所、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（對外漁協，組長）、漁業署（科長）服務，接著又回到學界，曾在國立海洋大學、金門大學兼任教職，現在為中山大學特聘教授。自從 1997 年開始第一次參加國際鮪漁業管理組織會議後，就不間斷地每年被派或受邀參加三大洋五大鮪漁業管理國際組織，及一個國際科學組織會議，至今已將近 150 場會議。擔任國際組織小組主席 3 次，也曾任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理事／監事，及臺灣區遠洋鮪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董事，現在是北太平洋鮪類及類鮪類國際科學委員會（ISC）的副主席，產、官、學資歷兼俱。張教授深入研究臺灣遠洋漁業多年，在他眼中，2015 年的黃牌事件，不啻為「強迫臺灣正視漁業轉型的契機」。張教授說：「我們不只是一個漁業大國，更要做一個負責任的漁業大國，善用國際、市場的壓力來促使政府推動轉型，也讓漁民改變想法和做法，對生態保育、人權維護，甚至資源及產業的永續發展，都有好處。」
張教授從多年參與國際組織會議，觀察如日本、美國、歐盟等在國際會議上的運作，認為負責任的漁業「大國」的共通點，除了保育決心及理念之外，都有完整的漁獲統計系統、堅強的資源研究團隊、穩健的漁業管理體制，加上落實的稽查執法制度。
圖說：第11屆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（WCPFC）會議。
圖說：第11屆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（WCPFC）會議。
蒐集建立好品質的漁獲統計資料是漁業國家的重要責任，也是參與國際組織的基本義務，張教授從水產試驗所被挖角到對外漁協擔任首任資訊組組長時，首要任務即在前人的成果下，建立獨立、架構化的遠洋漁業統計系統，讓資料處理與查驗系統化，掌握資料品質。當時常代表國家在國際會議上積極參與資料及後續研究議題討論，甚至為國家資料品質辯護，從大西洋國際組織（ICCAT），到高緯度南方黑鮪保育組織（CCSBT）、印度洋國際組織（IOTC），最後到太平洋國際組織（IATTC 及 WCPFC），三大洋五大國際組織皆參與，曾修訂並說服國際組織接受臺灣大西洋大目鮪漁獲歷史資料，使業者增加近萬噸的配額，也曾重建南方黑鮪歷史資料，而有現在的配額基礎。當時國際場合常聽到，若有臺灣資料問題就找 Eric Chang。張教授很欣慰現在對外漁協資訊組已更茁壯，成為臺灣遠洋漁業漁獲資料處理的中心。
科學研究是優質漁業管理的基礎。提升資源研究品質是張教授通過公務人員一級高考進入漁業署服務，除了督導統計系統外的一項主要業務。除了強化在對外漁協服務期間建立的漁船監控系統（VMS）之外，也篳路藍縷地推動臺灣第一個官方漁業觀察員制度，在漁民反彈、抵制下，從最初辛苦被不合理對待的兩名觀察員，逐年增加至 40 餘位（現在已超過百位），變成漁民接受的常態，成為研究者及管理者的眼和手，除了滿足國際組織要求之外，也提供資源研究很重要的第一手資料與樣本。同時，也在長官支持下爭取增加科技經費，提升遠洋漁業資源研究能量。然而可惜的是，不同於其他具國際規模的漁捕國，臺灣沒有專門的遠洋漁業研究機構來支持漁業署，至今仍是以計畫性質仰賴國內大學教授協助研究，因為他們獨立於漁業署，並在大學內各有自己的職責，因此這種做法無法促進良好的團隊合作與對政府的及時服務。臺灣有著龐大的鮪漁業船隊，以及高覆蓋率的漁獲資料和觀察員數據，張教授真心期待政府能投資建置一個服務漁業署的研究單位，形成堅強資源研究團隊，一同為漁業資源及產業權益奮鬥，提升臺灣遠洋資源研究的影響力與國際地位。
圖說：臺灣遠洋漁船常常利用運搬船進行運輸漁獲、物資補給等工作。
漁業管理體制方面，2006 年以前，臺灣遠洋漁業管理的經費僅有產值的不到千分之一，因此沒有足夠經費與人力管理這龐大的產業。2005 年發生洗魚事件後，政府大幅提高管理經費，並推動第一次及第二次管理體制轉型計畫。到了2015年，歐盟黃牌事件迫使政府高層重視漁業管理，挹注更多經費進行第三次的管理體制轉型，更大刀闊斧的修改了自 1920 年代末期以來，幾乎沒有大幅變更過的漁業相關法規，訂定出世界上數一數二嚴格的《遠洋漁業條例》，展現強化國際合作，落實執行非法漁業稽查和懲處的決心。張教授在漁業署服務期間參與了洗魚事件的第一次轉型過程，也在轉任教職後，在研究中見證了黃牌事件的第三次轉型成功，看見臺灣漁業管理體制在危機下的轉變。然而張教授強調，這三個重整計畫增加的經費比較像是「治療作為」，只能治標不能治本， 因為「計畫」經費是短期的，為維持遠洋漁業的永續，政府應考慮將計畫性質的漁業管理架構，轉納入政府的常設正式管理結構中，才能真正改善臺灣漁業管理的體質。
配合政府大刀闊斧的進行漁業改革，張教授也應用自己多年來在鮪魚方面的專業，帶領團隊進行鮪類的資源評估，以及漁獲管理的策略研究。由於黑鮪資源曾經歷嚴重衰退，但國際上缺乏足夠資料及證據證明資源衰退的程度，張教授開始參與黑鮪研究後，利用臺灣率先國際實施的黑鮪漁獲文件計畫（CDS）及各種市場資料，提出新的資料重建模式與資源指標研究結果，經國際會議討論證實符合資源動態理論，可解決過去與日本趨勢矛盾現象。之後與國際組織科學家的合作研究，發現臺灣鮪釣漁業對資源破壞的影響只有 2%，影響最大的都是日本、墨西哥等國捕撈稚魚的小型圍網和沿岸漁業，此結果更強化國際組織通過稚魚配額減半措施的正當性。好消息是，黑鮪資源在嚴格執法及管理奏效下，已顯現恢復並反應在漁獲量的增加上。「第一階段的復育目標已比預期提前5年達到，現正邁向 2029 年恢復到健康水準的目標，臺灣漁獲量也在近兩年回升到將近 1,500 噸水準。」張教授很高興的表示，但張教授也提醒，「雖然今年臺灣黑鮪配額因資源恢復而增加，但政府還是要提早準備漁獲量可能超出配額的管制措施，以維持管理的好榜樣。」
圖說：評估結果顯示 2010 年的黑鮪親魚資源量跌至歷史最低點，是尚未有漁業時資源量的 2% 以下，但在國際組織嚴厲稚魚（30 公斤以下）配額減半嚴厲措施下，黑鮪親魚資源量已逐年恢復，並且超前達到第一階段的復育目標。
永續漁業管理關切的不僅是魚與漁民，也包括產業鏈與消費者。張教授認為，對臺灣民眾的科普推廣教育，也是永續管理上重要的一環。「我們是一個海洋國家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，都應該要認識海洋。基礎教育也好，深入研究也好，國民對海洋的認識越完整，這個從下到上的驅力，可以讓漁業的管理、海洋永續的教育結合得更緊密，推行起來也會更順利。」所以張教授在研究、教學之餘也筆耕不輟，將國際管理趨勢、自身科學研究成果，寫成科普相關文章加以傳播，期待擔任管理單位、業者、民眾以及其他科學家之間的橋樑。張教授至今已發表 50 餘篇學術期刊論文、80 餘篇國際組織會議報告、60 餘篇推廣性文章以及報章投稿。
圖說：對張教授來說，透過國際交流、科普教育，將能有效的強化臺灣在漁業管理上的未來發展。
歷經打擊、面對問題、改變過去，這一路走來，我們不難體會到，在漁業的發展上，臺灣擁有最大的船隊、最強的漁法，以及漁民們高超的技術和堅毅的熱情。但是，要走出沈痾難改的歷史共業，除了政府的決心之外，漁民和消費者同樣必須理解海洋永續的重要性，才能生產、支持合法、安全、友善的漁產品。我們可以說，漁業科技發展的下一步，不再是追求效率，而是更人性化的作業環境，以及更以生態為本的管理方式。在我們可以真正做到善待海洋、尊重海洋，我們將能以一個海洋大國自居，不負福爾摩莎的美譽。
圖片來源：以上圖片由 張水鍇教授提供。
